点石策略一份官僚文件如何点燃印尼的政治危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梁丹媚】点石策略

一、决断之手：总统的干预

2025年6月17日，一场可能动摇印度尼西亚国内和平的区域性争端，在总统府的直接介入下迅速画上了句号。

这一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亲自主持了一场线上会议，做出最终裁决，将此前备受争议的四个岛屿——长岛（Pulau Panjang）、里潘岛（Pulau Lipan）、大芒基尔岛（Pulau Mangkir Gadang）和小芒基尔岛（Pulau Mangkir Ketek）——的行政管辖权正式划归亚齐省（Aceh）。

这一重大决定由国务秘书部长普拉塞托·哈迪（Prasetyo Hadi）在一次高级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举本身就传递出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该议题已从部门级别上升至国家最高决策层。普拉塞托强调，该裁决是基于“政府所掌握的文件和支持性数据”，这一权威而略显模糊的措辞，为解决方案赋予了基于证据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政府后续的叙事转圜留下了空间。

四岛地理位置

这场纷争最终以一幕精心安排的政治和解剧收场。在总统府的聚光灯下，亚齐省长穆扎基尔·马纳夫（Muzakir Manaf，人称“Mualem”）与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省长鲍比·纳苏蒂安（Bobby Nasution）共同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握手，象征着这场风波的政治性终结。

穆扎基尔的发言充满了感激，并巧妙地将结果置于国家统一的宏大框架内，他说道：“最重要的是，这些岛屿属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NKRI）的范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这番话既安抚了亚齐内部的情绪，也向雅加达表达了忠诚。另一边，鲍比则呼吁北苏门答腊民众保持冷静，接受这一决定，并告诫他们不要被“煽动”，同时强调“亚齐是我们的邻居”。

鲍比·纳苏蒂安和穆扎基尔·马纳夫在四岛归属决议后握手

这场高级别的介入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国会（DPR）已将问题的严重性上报至总统层面。6月15日，国会副议长苏夫米·达斯科·艾哈迈德（Sufmi Dasco Ahmad）证实，国会已请求普拉博沃总统亲自干预以解决争端，以避免“动态持续发酵” 。总统的反应极为迅速，仅两天后便做出了最终裁决。

这次干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行政边界调整，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是普拉博沃新政府上任后面临的首次严峻区域挑战。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普拉博沃政府没有采纳内政部长此前那种官僚式的建议——让亚齐将问题上诉至国家行政法院（PTUN）。相反，他选择了直接“接管”这个问题。

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深思熟虑的政治算计。首先，直接将岛屿归还亚齐，是对2005年《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Helsinki MoU）精神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尊重，也是对亚齐特殊历史地位和民族情感的安抚。与让亚齐通过漫长而屈辱的司法程序去“赢回”自己的土地相比，总统的直接裁决更能体现中央政府的诚意和善意，有助于在新政府与这个曾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之间建立互信。

其次，此举清晰地展示了新政府巩固权威的明确意图。通过在总统府举行高级别新闻发布会，并让两位省长发表和解声明，中央政府成功地将一场可能加剧分裂、损害政府形象的省际冲突，转化为一次展示其果断领导力、快速平息区域纷争并巩固国家统一形象的绝佳机会。普拉博沃借此迅速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民众信任，将一场潜在的政治负债转化为了政治资产。这与其说是解决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次高明的政治危机管理。

在坚持原有决定数周后，政府的官方说辞出现了戏剧性的关键转折：一份“新证据”（novum）的出现。这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下台阶”，使其能够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优雅地扭转立场。

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Tito Karnavian）宣布，其部门在档案库中“发现”了一份来自1992年的关键文件——《内政部长第111/1992号决定书》（Kepmendagri No. 111/1992）。这份决定书确认了1992 年亚齐省长与北苏门答腊省长达成的一项联合协议，而该协议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明确将1978年印尼陆军地形图（Peta Topografi TNI AD）作为划定两省领土边界的依据。至关重要的是，在该地图上，海上边界线明确地将这四个争议岛屿置于亚齐的行政范围之内，而非北苏门答腊。

1992年的关键文件——《内政部长第 111/1992 号决定书》

这份“新发现”的文件被视为澄清历史记录的决定性信息，为总统的最终裁决提供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客观”的理由。6月18日，蒂托部长公开表示，他的部门将依据这份文件，修改此前引发争议的2025年4月部长令，将四岛归还亚齐。

这份1992年文件的“适时”出现，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面对一场愈演愈烈、可能对新政府造成持久伤害的政治风波，简单地撤销命令会被视为承认错误，不仅会严重削弱内政部长的权威，还会让整个政府显得反应迟钝、信息不灵。引入“新证据”则完全改变了叙事。

故事从“我们错了”变成了“我们收到了新的信息，从而澄清了事实”。这使得内政部长得以保全体面，他不再是犯错的部长，而是响应新证据、负责任地修正决定的部长。同时，它也使普拉博沃总统的最终裁决看起来更像是基于事实的审慎判断，而非纯粹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因此，这份文件的“发现”，与其说是档案研究的偶然，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必然。

然而，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印度尼西亚官僚体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顽疾。内政部长，作为负责全国行政区划的中央政府核心人物，为何“直到现在”才知道一份长达30多年、由两位省长签署、并由其前任部长亲自确认的、关于一个长期争议地区的联合协议？

蒂托部长本人也承认，1992年省长间协议的原件已经遗失，他们不得不“拆了三栋楼”才在内政部位于雅加达东区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份1992年的部长决定书原件。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它深刻地揭示了印尼官僚体系的几个深层问题：

1.档案管理的混乱与数字化滞后：一份重要的省级协议，很可能仅以纸质形式存在于省级或中央的档案馆中，而从未被有效地扫描、数字化并上传至一个统一、可检索的国家数据库。 2.制度性记忆的缺失：1992年时处理此事的官员、了解该协议背景和精神的当事人，早已退休或调离岗位。在缺乏健全的知识管理和交接系统的情况下，重要的历史信息就会随着人员的更替而烟消云散。

这一插曲，虽然最终导向了积极的结果，却也无情地揭示了国家治理中一个关键的短板：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可能因为基础的档案和信息管理不善，而缺乏对自己历史决策的“记忆”，从而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埋下冲突的种子。

二、火花与怒火：一份官僚文件如何点燃政治危机

这场风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5年4月25日。当天，印尼内政部长发布了第300.2.2-2138号决定书（Kepmendagri），作为全国地理名称和行政编码标准化工作的一部分，正式将这四个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从亚齐省的亚齐辛基尔县（Aceh Singkil）转移至北苏门答腊省的中塔帕努利县（Tapanuli Tengah）。

从中央政府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个凭空产生的决定。它实际上是对一系列更早行政编码工作的正式确认。其依据可追溯至2008年、2017年和2021年的一系列跨部门会议和核查工作，在这些过程中，四岛均被记录在北苏门答腊的名下。这一系列行动的高潮是2022年发布的第050-145号内政部长决定书，该决定书已将四岛纳入北苏门答腊的行政编码。甚至在2012年，印尼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岛屿名录中，这四个岛屿也被列为北苏门答腊省的一部分。

第050-145号内政部长决定书

内政部的逻辑是清晰的：解决一个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悬而未决的行政边界问题，以避免在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提供、税收归属、自然资源管理权责等方面出现混乱，甚至防止两地民众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

他们遵循了标准程序：跨部门会议、地理空间分析、发布法令。因此，当争议爆发时，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最初坚称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流程，并傲慢地建议亚齐方面若有异议可诉诸法庭。

这种纯技术性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点石策略，暴露了印尼治理中一个关键的断层：一个中央集权的、技术官僚式的国家机器，与一个后冲突地区基于历史和身份认同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深刻脱节。内政部可以声称其程序符合国家的一般行政法，但这种说法是以完全忽略亚齐特殊法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在法律上是片面且站不住脚的。

在亚齐，这份来自雅加达的决定书引发了迅速而剧烈的反弹。它被普遍认为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行政调整，而是对亚齐历史、身份认同及其特殊自治地位的粗暴否定和背叛。

正如笔者在亚齐亲身经历的那样，6月16日，数百名来自亚齐各大学的学生和民众在首府班达亚齐的省长办公室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他们手持象征亚齐身份的新月星旗，佩戴着Syiah Kuala大学和 UIN Ar-Raniry大学的校徽，高举着写有“全民公投”等激烈口号的横幅。一位站在卡车上的学生领袖用扩音器大声疾呼：“从苏加诺时代到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直违背承诺。我们的四个岛屿被北苏门答腊吞并，并由蒂托·卡尔纳维安统治。我们要求撤销蒂托的部长职务！”

除了激昂的演讲，学生们还合唱了《亚齐，Nanggroe的遗产》（Aceh Pusaka Nanggroe）和《亚齐烈士》（Syahid Aceh）等充满历史情感的歌曲，并上演了一场象征性的戏剧表演，用木制仿真枪械模拟战斗，仿佛要夺回被“侵占”的岛屿。尽管现场气氛紧张，游行队伍在警察的监护下保持了秩序。

一位参与示威的女性市民对笔者说：“这些岛屿是属于亚齐的，2005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给了我们管理的权力……如果这件事不能妥善处理，我们会重新抗争，也许会重新争取独立。”她眼中充满了愤怒，这番话精准地捕捉到了普通亚齐人内心的感受。

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在亚齐人的心中留下了对雅加达中央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尽管和平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但这种历史性的猜疑和被背叛感并未完全消散。内政部长后来提出的“去行政法院起诉”的建议，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在亚齐人看来，这是一种官僚式的傲慢，相当于在说：“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你不服，就自己花钱花时间去法庭证明我是错的。”

这场争议的爆发，根源不在于决定书本身的技术内容，而在于其出台的方式完全忽视了亚齐的敏感历史，没有按照亚齐特殊地位的要求进行平等、严肃的协商。在印尼的法律体系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对于亚齐，这部“特别法”就是《2006年第11号法律：关于亚齐治理法》（UU No. 11 Tahun 2006，简称UUPA）。这部法律是《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的直接法律成果，其地位高于所有关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法律。

亚齐

UUPA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央与亚齐之间的协商和伙伴关系。该法第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制定的“与亚齐政府直接相关的行政政策，应与亚齐省长协商审议后执行”。更改亚齐的行政边界，毫无疑问是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政策。内政部在未与亚齐省长和亚齐议会（DPRA）进行充分、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下达命令，直接违背了这部“特别法”的核心条款。这才是点燃亚齐怒火的真正燃点。

三、叙事之战：法律、历史与经济的交锋

面对中央政府的法令，亚齐方面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强有力的反驳，其主张建立在法律、历史和事实控制的坚实基础之上，展现出极大的自信。

1. 法律与历史依据

《赫尔辛基和平协议》（2005）与1956年第24号法案

这是亚齐主张的核心法律武器，其最强有力的倡导者是前副总统优素福·卡拉（Jusuf Kalla），他也是当年和平协议的关键设计者和推动者。卡拉明确指出，《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第1.1.4条款规定，“亚齐的边界参照1956年7月1日的边界”。

1956年第24号法案正是将亚齐从北苏门答腊省分离出来，成立自治省的根本性法律文件。因此，卡拉的论点逻辑清晰且具有强大的法律说服力：一份部长级别的决定书（Kepmen），在法律效力等级上，绝对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UU）和作为和平基础的国际性协议之上。

历史文件链条

除了宏观的法律框架，亚齐方面还掌握着一系列具体的历史证据。首先是作为一切争议原点的1978年印尼陆军地形图，该图清晰地将四岛划在亚齐一侧。其次，亚齐省与北苏门答腊省在1988年和1992年两次达成书面协议，均同意以此地图为边界划分依据。

此外，亚齐方面还持有一份1965年由亚齐土地事务监察局出具的文件，该文件不仅明确记载长岛和里潘岛位于亚齐辛基尔县的辛基尔区内，还记录了岛上土地的所有者为亚齐人特乌库·道德·本·特乌库·拉贾·乌达（Teuku Daud bin Teuku Radja Udah），且土地已在亚齐特别区土地检查局注册。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证据链。

2. 事实上的行政控制

除了法律和历史文件，亚齐省政府还是这些岛屿长期以来的实际管理者，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权。最有力的证据是，亚齐省政府多年来持续使用其省级财政预算（APBD）在岛上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投资包括2007年在长岛上修建的欢迎纪念碑、2015年修建的码头、2012年修建的休息室和祈祷室，以及2018年在小芒基尔岛和大芒基尔岛上设立的界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建设，是任何地图或文件都无法否认的、对主权和管辖权最直接的宣示。

基于上述充分的证据，亚齐领导层展现出极大的自信，并坚决拒绝通过国家行政法院（PTUN）来解决争端。在他们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技术问题。诉诸法庭被视为一种侮辱，或是中央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意在通过冗长的官僚程序消耗亚齐的精力与资源。

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面对亚齐的强烈反对和坚实论据，中央政府最初的立场是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这一立场主要由时任法律与人权统筹部长尤斯利尔·伊扎·马亨德拉（Yusril Ihza Mahendra）和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阐述。他们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文本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解释。

尤斯利尔直接对优素福·卡拉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他认为，《赫尔辛基和平协议》和1956年第24号法案都不能作为解决此次争端的直接依据。他的核心逻辑是：这两份文件虽然确立了亚齐的自治地位和大致边界原则，但均未在文本中明确提及这四个争议岛屿的名称。

基于这种文本主义的解读，尤斯利尔声称，在一个“法律真空”地带——即高级别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具体事项上——就必须参考更具操作性的通用法律。他主张，解决地区间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边界问题，现在必须参考2014年第23号《区域政府法》。根据这部法律，内政部有权通过发布部长条例（Permendagri）或部长决定书（Kepmendagri）来划定和确认边界。这实际上是在主张，内政部的行政权力在没有被“特别法”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拥有默认的优先权。

此外，虽然官方强调地理因素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政府的论证中也隐含地指出了这些岛屿在地理上更靠近北苏门答腊省中塔帕努利县的大陆，这被用作支持其行政划分合理性的辅助论据。

优素福·卡拉和尤斯利尔·伊扎·马亨德拉这两位印尼顶级法律与政治人物的观点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印尼法律体系中一个根本性的模糊地带：关于领土立法的层级效力、历史原则与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规定不清。

卡拉的论点是基于历史和目的的：他认为《赫尔辛基协议》的根本意图是整体性地确认1956年时亚齐的领土范围，因此，历史上属于亚齐的就应该继续属于亚齐。而尤斯利尔的论点是基于文本和程序的：如果文件没有明确点名岛屿，那就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的默认行政权力就应占上风。

争议区域附近有油气田

这两种解释在不同的法理学框架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正是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为政治操纵和官僚机构的自由裁量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最终，总统令的下达绕过了需要进行严格法理论证的法庭，以政治手段解决了问题，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澄清这一深层的法律矛盾。

在官方的法律和历史论证之外，这场争端背后还涌动着一股强大而隐秘的经济暗流。虽然官方一再否认，但对潜在自然资源的争夺，被普遍认为是将这场地方行政纠纷激化为国家级危机的关键催化剂。

这些岛屿及周边海域拥有显而易见的渔业潜力，这是当地经济的传统支柱。然而，最引人遐想、也最能解释各方投入巨大政治资源的驱动因素，是潜在的海上油气资源。这四个争议岛屿恰好位于辛基尔海上作业区（Singkil Offshore Working Area, OSWA）附近。

该区块由康拉德能源公司（Conrad Energy）运营，这家在澳大利亚上市的能源公司公开报告称，其在亚齐的两个区块（包括 OSWA）合计拥有超过15万亿立方英尺（Tcf）的天然气预期资源，以及已探明的2140亿立方英尺（Bcf）的2C级可采储量。亚齐省长穆扎基尔·马纳夫也曾透露，这四个争议岛屿的天然气资源丰富，其潜力可与安达曼群岛相媲美。亚齐的公民社会团体更是明确指出，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很可能与这些潜在资源有关，甚至有报道估计其潜在价值高达14万亿印尼盾。

一位亚齐市民在与笔者交谈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怀疑：“这背后都是佐科维（前总统）在捣乱，我们都知道北苏门答腊省省长是他的女婿。他们想让巴布亚拉贾安帕特群岛那种因开矿导致环境破坏的事情在这里重演。”这段话虽然充满了情绪化的猜测，但它准确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一种普遍看法：这场争端的本质是资源掠夺。

这背后的财政利益是巨大的，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根据印尼的收入分成法律，如果该区块的油气资源被认定位于北苏门答腊省境内，那么其收益将遵循标准的国家分成模式，中央政府获得绝大部分。然而，根据《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和《亚齐治理法》（UUPA）赋予的特殊自治地位，如果区块位于亚齐境内，该省有权获得高达70%的油气收入。

这为双方争夺领土提供了强大到难以抗拒的经济动机。可以合理推断，这场围绕几个无人小岛的争端之所以从地方行政问题迅速升级为国家级危机，正是因为其背后“被感知到”的巨大潜在财富。这场冲突的本质，与其说是关于几公顷的沙土和岩石，不如说是关于未来巨额财富的控制权。

它直接将亚齐来之不易的特殊经济权利，与中央政府及北苏门答腊省的潜在利益置于了尖锐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最初将岛屿划归北苏门答腊的举动，可以被解读为一次战略性的尝试，意图将这些潜在资源置于一个对中央财政更有利的标准收入分成体系之下，从而巧妙地绕开亚齐的特殊条款。而亚齐的激烈反抗，则是在拼死捍卫其和平协议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成果之一——经济自主权。

五、更广阔的背景与未来影响

这场四岛之争绝不能孤立看待，它必须被置于亚齐独特政治地位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审视。这一地位是数十年血腥武装冲突和2005年《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的直接产物。在亚齐，这场争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和平协议精神与《亚齐治理法》（UUPA）核心条款的直接挑战和公然背叛。它再次唤醒了亚齐人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恐惧：即雅加达的中央政府并未完全、真诚地尊重该省来之不易的特殊权利。

边界问题尤其敏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领土主权的完整性。《赫尔辛基协议》中关于“亚齐的边界参照1956年7月1日的边界”的条款，是当年为结束战争而做出的关键性、基础性的政治承诺。因此，任何被视为单方面篡改这一历史边界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对构建和平的基础性契约的撕毁。这解释了为何一个看似微小的行政调整，会引发如此不成比例的强烈反应。

这起事件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亚齐与雅加达之间持续存在的、时而紧张的关系。它表明，在和平协议签署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主权、领土和资源控制等根本性问题，依然是潜在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源头。亚齐的和平，建立在一种脆弱的信任之上，而这种信任极易被中央政府任何被视为轻慢或背信的举动所侵蚀。

普拉博沃总统的亲自介入，是行政领导力的一次教科书式的集中体现。他决定 “接管”争端，实际上是绕过了自己的内政部长，以最高权威强行终止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危机。

从法律程序上看，总统的直接介入完全是合法的，并且拥有充分的宪法和政治正当性。根据1945年印度尼西亚宪法，总统是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所有内阁部长均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因此，总统的决定（无论是通过总统决定书/Keppres，还是总统指令/Inpres 的形式）其法律效力远高于部长的决定书（Keputusan Menteri）。总统以更高层级的权力去修正或废止一个下级机关的、且本身存在法律和程序缺陷的文件，在法理上是无可指摘的。

此举可以从多个层面解读。一方面，它展示了一种亲力亲超、果断解决复杂问题的“强人”领导风格，这符合普拉博沃一贯塑造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政治举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迅速阻止一场区域争端演变为可能破坏亚齐和平、并给其总统任期初期蒙上阴影的全国性危机。

这一明快、果断的解决方案，为普拉博沃在亚齐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通过明确支持亚齐的历史主张，他向这个曾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善意信号：他尊重并致力于维护该省的特殊地位和和平协议的成果。

然而，这一事件的解决方式也暴露了新内阁内部的潜在问题。对于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而言，其最初坚定执行的决定被总统公开且彻底地推翻，这无疑是对其部长权威的一次重创。未来，这位部长在推行其他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时，可能会面临地方政府更多的质疑和执行阻力。

更深层次地看，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新内阁内部协调与沟通机制的疑问。它强烈暗示，在内政部长做出这个可能引发巨大政治后果的决定之前，很可能没有与总统府进行充分的沟通，也缺乏与其他相关部门（如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的横向协调。

2024年至2029年任期的印尼人民代表大会（MPR）

四岛之争是当代印尼国家治理诸多核心挑战的一个缩影：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永恒张力、官僚程序与政治现实的剧烈摩擦、资源竞争的强大暗流，以及历史冲突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持久遗产。

此事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央集权思维与地方自治精神的持续冲突。自1998年“改革时代”（Reformasi）以来，印尼的国家主旋律是推动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然而，这件事清晰地表明，中央政府许多部门的官僚，其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仍然停留在高度集权的“新秩序”时代。

他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将地方视为被动的行政执行单位，而非平等的治理伙伴。法律上虽然赋予了亚齐等地区特殊自治权，但在实践中，中央部门常常会以“国家行政统一”、“法律标准化”为由，绕过或轻视这些特殊性，导致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形式。

此外，事件也暴露了印尼法律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和脆弱性。首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博弈。尽管“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公认的法律原则，但内政部在实践中却优先适用了“一般法”，完全无视了《亚齐治理法》（UUPA）这部效力更高的“特别法”。这说明，法律原则的纸面存在，与它在官僚系统中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其次，是法律确定性的脆弱。一个由中央部委发布的、看似程序合法的部长决定书，可以在短时间内因为政治压力而被最高领导人推翻。这虽然解决了当下的危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较弱，有时“政治决断”会凌驾于“法定程序”之上。

从积极的方面看，危机的最终解决可以被视为对亚齐和平的一次“再加固”。它提醒雅加达的所有决策者，亚齐与中央之间的和平与信任基础需要持续、精心的维护，并且对来自中央的任何被视为轻慢的举动都高度敏感。

然而，此事也敲响了警钟。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应当有能力在较低层级通过制度化渠道化解冲突。中央与地方之间，本应有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来处理此类敏感问题，而不是每次都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干预来“救火”。这种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模式是脆弱的，其效果高度依赖于在任总统的个人风格、智慧和政治意愿。

印尼的国家构建远未完成。法律和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伴随着治理思维和官僚文化的真正现代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一个服务、协商、尊重差异的治理主体，那么类似的冲突，未来还会在印尼其他拥有特殊性的地区（如巴布亚）反复上演。和平短期看可以得到维持，但其持久性，取决于从这次危机中学到的智慧能否真正延续下去。